李东来访谈：阅读推广之路的回望与展望

【编者按】有人说，人更深远的是精神。我们以为，这种“精神”应该具体体现为一种情怀，一种超越，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品质。“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在当下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想，这种精神和品质，只有联系到那些具体的、鲜活的，或是平凡的，甚或是壮烈的人，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在纷繁而艰辛的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是不懂那些精神，但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坚守始终？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的不平凡贡献背后，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付出，值得我们去铭记！这也是我们在推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70年”专栏的事业篇后，再继续策划组织专栏人物篇“那些人 那些事”的由来。因为，只有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沿着这些足迹，我们的事业才能到达更远的远方。

篇二：

李东来访谈：阅读推广之路的回望与展望

肖鹏    肖九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这篇文章由多次访谈的记录汇总而成。其中最早的一次发生在2020年6月23日，受《图书馆杂志》之托，我对李东来馆长做了一次幸运的访谈。访谈的第二天，54岁的吴桂春先生在东莞图书馆的留言本上写下了那段感人的留言:“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记你......”一时间，吴先生和东莞图书馆倏然走红，成为行业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亦造就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之所以说这次访谈是“幸运”的，正因为它不早不晚发生在留言的前一天。那时候，媒体的赞誉和高光的滤镜还没有到来，在访谈中，我并不需要关心受访者如何看待和解读某个特定的事件—— 它对于我的受访者和他的事业来讲仅仅是一个注脚，当然，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

基于类似的理由，我并没有趁“热”打铁把这一次访谈稿整理出来，而是慢慢等它 “冷”下去。其实，作为一个图书馆人，我对 “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的发生同样颇为激动，但面对这份访谈稿，我的身份是研究者，研究需要等待和发酵，只有等待才能拉开距离，拉开距离了就会发现:东莞图书馆的“出圈”是一个意外，但李东来馆长一直致力赋予东莞图书馆以“创新精神”和“专业水平”，这似乎又暗示着“出圈”的必然。

肖鹏

您是图书馆学科班出身，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图书馆学专业？读书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我的老家在沈阳。当年沈阳的城市发展是很不错的,有比较成型的少年儿童图书馆。我小时候有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对图书馆的利用非常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羡慕图书馆的老师,因为他们可以一直与书相伴。因此,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图书馆专业。我的大学时期刚好在80年代,全社会都有了重新学习的动力。那是理想飞扬的时代,整个社会环境的精气神很好,对“读书”也日益重视。“阅读”是现在的新叫法,以前我们都说“读书”,只是在数字化的冲击下,才由“读书”变成“阅读”。

感念北大,更感谢北大。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人性的基础、工作的基础。北京大学宽松而厚重的人文环境,培养了我们关照人性和报效社会的两种意识:悲天悯人,家国情怀。我是在1980年入学,在校半年赶上40年前1981 年“3·20 之夜”喊出“振兴中华”,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可以说,学好我们的专业,就是回馈社会、振兴中华的最好途径。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图书馆学专业对人类宏观知识的关切。我从小爱读书,当时图书馆学的课程,很好地满足了我对广阔知识面的渴求。当时的图书馆学课程很重视对其他学科,甚至说各个学科的整体性知识学习,要求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人类知识的发展脉络,这样才能了解知识分类,同时认识图书分类,并进一步理清这两者的关系,这些可能和现在图书馆学的教育模式不太一样:虽然当时我们是本科制,但和欧美硕士阶段的图书馆学有一点雷同,就是要求拥有其他学科的背景,然后再回过头来深入到图书馆学的学习之中。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把我们派到外系去学习。可以说,大学前两年的学习跟本系反而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学的是或文或理的不同的学科门类。像我,被分到了物理组,物理组里头又被分到一个无线电组和技术物理组,我是在技术物理组。所以本科教育的前两年我的课主要都是基础物理、数学这样的大课。理科方向的还有派到计算机组、生物组的,文科方向则分到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等等。有了这样两年的学科背景,使得我们的知识面宽了很多。

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是包分配的,所以不会像现在到了大四就去找工作了,后面两年也是打算在学习。到了后两年,我们还上图书的加工课、分类课、编目课、目录学,都是和书打交道的。有些人说图书馆学是“书皮”的学问,调侃可以,实际是不对的,图书馆学专业既要关注书的形态,也要关注书的内在。图书馆学对我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地方,是在工具书和信息检索方面。前面说到我们有分文理不同方向,当时文科方向的学生会偏重学习中文工具书等的利用,这些工具书的形式比较深入地挖掘和组织凝聚了人类的知识,实现了内容的有序化;而理科方向的学生可能更侧重学习如何利用自然科学领域的信息检索工具,比如《化学文摘》《物理文摘》之类,相对来说是一种更规范的文献揭示和检索手段。现在回想,这两类工具的并列组合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富有深度的。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学校的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图书馆。当时我是学生,从读者角度看,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利用的便捷性、服务的专业化等方面是做得最好的。2021年四月初回北大,专门再到图书馆去参观。我特别去看了李大钊专题阅览室,有许多感慨,可以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北大乃至于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影响。

李东来

肖鹏

您在毕业后就到辽宁省图书馆工作了,在辽宁省图书馆期间有什么经历和回忆?

我毕业后就去了辽宁省图书馆。一开始我是在图书馆的辅导部,做全省的业务辅导、办函授中专。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重视大学毕业生,让我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单位领导也爱才惜才,去了之后还没有转正,就把我提成部门副主任,负责不少重要工作,但其实我当时还有很多需要磨炼的地方。

在辅导部干了一年多时间,我被调到省文化厅图书馆处工作,待了将近两年。我喜欢计算机,到了文化厅才有条件接触计算机。那时候在单位的计财处有电脑可用,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契机,并且很快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评估的思想,也因此影响到教育系统的图书馆,其后,辽宁省文化厅图书馆处就把公共图书馆评估列入了工作计划并开始实施工作。在评估过程中,我们发现评估的指标多、数据量大,又需要多种运算,很容易出错,于是就利用 foxbase 数据库开发了一套评估系统,有效地支持了评估工作、提高了评估效能。前几年我写了《30年前图书馆评估忆旧》一文,对这个事情有更完整的回顾。

1988年,我从文化厅回到图书馆之后,又刚好遇上一件大事:文化部在深圳开发ILAS系统,需要调动全国各大区的图书馆技术人员参加项目。我便从东北调过去,参与研究团队。前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到深圳学习培训,学习包括C语言之类的课程。1989年的春节之后,我们才回到深圳实际参与 ILAS 系统的开发。现在做系统会分产品、开发等不同岗位,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图书馆过来的,了解需求,又具备开发能力,所以很多功能需求在脑子里成形,然后逐步把它们提炼和设计出来。每个人负责相应的子系统,都需要参与到编码之中。ILAS 的成功毋庸多言了,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它起到了技术前瞻、引领性的作用。

再到后面,我在辽宁省图书馆主要就是从事数字图书馆方面的工作了。可以说,我对阅读感兴趣,与阅读推广结缘,实际上是从建设数字图书馆开始的。虽然数字图书馆的工作以技术为主,但同时也要深入到信息资源的内容层面,需要考虑读者和用户的信息接受程度和阅读感受。我一直强调,数据库是“建用一体”的,建的时候就要考虑用。如果在建设的时候搞不清楚数据内容和展示形态,这样的项目最后肯定会出问题。在建设数据库时,我们一直关注数据和知识的呈现,思考如何让数据库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建设辽宁省图书馆的IBM数字图书馆时,我们就亲自选取了一批东北老照片,秉承着“建用一体”的想法,要找到让人家感兴趣、人家愿意看的信息资源。

数字图书馆的工作让我开始思考“图书馆社会需求”“用户的信息需要和阅读需要”这些问题。其实,阅读推广就是图书馆直面社会需求而设立的活动,是图书馆在21世纪获取新的认知、开始新的实践探索之一。从80 年代以后,图书馆行业和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阅读推广就是图书馆和社会交集的中间部分。当然,直接涉足阅读推广工作,是我来到东莞之后。

我之所以从北方来到东莞,当然有生活待遇等现实的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事业平台。东莞当时新建图书馆的规模是45000平方米,比当时的辽宁省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都大。倘若没有这样的平台,对我们图书馆人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

我一直认为,环境的改变会带来需求的改变。21 世纪之初的中国图书馆界和中国社会一样,充满躁动和新希望。这时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城市图书馆,是一个专业化发展的新平台,吸引力蛮大的。

李东来

肖鹏

这么说来,东莞图书馆新馆可谓是为“阅读推广”而生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东莞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事业和其他地方相比,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至今,我们一直在研究、调查。我们当时分析了图书馆面临的四大变化,认为应当采取四项措施,开展四大业务建设。首先是读者需求的变化,休闲交互求知,要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来调整图书馆工作。其次是工作内容的变化,图书馆面临数字化、资源增长的新趋势。第三是工作方式的变化,后来基于此逐步提出了主题图书馆等概念。最后是图书馆整体效能的变化,所以强调从图书馆单馆建设到图书馆的体系化建设。

“阅读推广”和上面提到的第一个“变化”密切相关。以往用户来图书馆的目的都是“求知”,知识的供应是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但从2002年开始,我们敏锐地感受到读者的需求已经和以往不同。读者的需求可以重新被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休闲、交互和求知。这和以前很不一样,“求知”还在,但它被放在第三位。“休闲”放在第一位,“交互”放在第二位,不是“交流”而是“交互”。

所以当时我们强调阅读推广,和东莞图书馆的新馆建设是直接呼应的。“阅读推广”这个概念对于东莞图书馆早期的意义主要存在于形态布局层面,它把东莞图书馆的各个元素联系、整合到一起——你一走进这个图书馆,就看到光亮的大堂、宽敞的空间、充沛的阳光和相应的配置——馆内所有的功能、布局、管理和服务,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东莞图书馆新馆开放的当天,也是东莞首届读书节的开幕日。从此阅读推广就开始成为东莞图书馆的品牌和特色。在很多地方,“读书节”之类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是交给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集团或者新闻出版口的单位进行统筹的。东莞则是一个例外。从 2005年开启第一届“东莞读书节”以来,全市的读书活动、阅读活动均由设在东莞图书馆的东莞读书节办公室统一协调和组织。“东莞读书节”的背后有政府力量的支持,也有全社会的参与。每年全市都要出台一个读书节方案,各个镇、街以及相关行业都会推出配套的活动方案,这些方案统一报到我们的读者服务部。算下来,每年有二十几项覆盖全市的重点活动,各镇、街还有各自的特色活动,共计上百项。与广州、深圳相比,或许我们举办阅读活动的经费不算多,但由于是以图书馆为主导,这些活动彰显出更强的引领性和公益色彩,在全社会层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许多孩子、家长甚至老师都给了我们积极的反馈。

李东来

肖鹏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是不是可以说,东莞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就,与中国近年来对“全民阅读”的高度重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国家近年来为何如此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的相关工作?

没错,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非常重视,这说明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人的素质有了更高的期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回过头去看1850年的英国,为什么公共图书馆在那个时候诞生?因为当时英美社会也存在一定的需求,包括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对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是社会的需要促成了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深圳在 2000年开始做读书月的活动,从这个活动可以看到,当时的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城市追求。21世纪以来,社会需求、政府政策、行业引领,都为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21 世纪以来,我国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当前相关工作的重点是提升人口的素质和能力。我们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我们的政党是学习型政党,而阅读恰恰就是学习的第一步,要先看、先读,然后再进一步深化为学习。

李东来

肖鹏

“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如此重要,中国图书馆界在其中发挥了什么独特的作用?和其他机构相比,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是否又有其限制和难处?

中国图书馆界在全民阅读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展现了职责担当。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辽宁省图书馆和辽宁省文化厅工作时,辽宁省就有辽宁总工会举办的全社会职工读书活动,图书馆是此类活动的重要主体。90年代强调“知识工程”的建设,也是以图书馆为主。21 世纪以后,图书馆在阅读活动中的作用就更为显性化了。图书馆行业的系统化和组织性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图书馆人在阅读推广工作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着积极作用,甚至是引领作用。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4月23日举办的“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宣传“世界读书日”活动。这一活动的举办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当时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书馆在中国的阅读推广事业中从未缺席,但必须承认,图书馆的体制机制和社会资源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在某些地方,图书馆牵头策划的阅读活动,最后被其他机构拿走了,甚至一些本由图书馆界提出来的阅读推广设想在别的领域发扬光大。虽说如此,可图书馆仍是阅读推广最重要的阵地。时至今日,阅读推广已经是现代图书馆的一种重要服务形态。现代图书馆如果不做阅读推广,它的活力就显不足,甚至一个图书馆如果不讲阅读推广,那它或许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还有法律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李东来

肖鹏

在您看来,图书馆行业的阅读推广工作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点就是组织能力强、发展势头猛,这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密切相关。阅读推广委员会能够设立,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图书馆学会原来主要有三大专委会,分别是学术、编译、交流专门委员会,这几项工作都有很强的学术性。传统上并不认为图书馆的阅读活动需要学术的支撑,是王余光教授呼吁应该有专门的组织来负责阅读推广。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年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在东莞成立,可以算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第四大专门委员会,非常振奋人心。

阅读推广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三个层面:组织、引领、统筹。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是组织作用。阅读推广委员会下设21个专业委员会,涵盖主要的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图书馆不缺阅读活动,即使每个图书馆单打独斗并不差,但只有真正将它们整合到一起,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进而塑造起良好的行业整体形象。对于阅读推广委员会而言,最重要的是着眼于共性,把不同图书馆的力量整合起来。图书馆之间的同质化程度是很高的,创新固然重要,但除了强调自身的创新,还应该以统一的模式和要求整合到一起,实现共同创新、共同进步。

其次是引领作用。这些年阅读推广委员会组织了多次系列主题活动,带领业界强化阅读推广的“四大建设”,即组织建设、活动建设、产品建设和项目建设。引领需要策划,每年的阅读推广主题都经过反复思考、讨论。从 2016年的“阅读从图书馆出发”,然后到“阅读在路上”“ 阅读与法同行 ”“ 阅读链接美好生活”,到现在的“阅读通达未来”,这些活动从主题规划到具体案例实施,再到后续的考核等,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最后是统筹作用。图书馆一定要凸显专业性,社会上有很多机构都在讲全民阅读,那么,图书馆的全民阅读和其他机构有何不同?图书馆的阅读活动要与其他机构的活动形成区别,关键就在于图书馆员的专业指引和系统化的文献支撑。如果缺失了以上两点,那我们所做的和社会上其他的阅读活动就没有了区分度,甚至可能远不如别人。阅读推广委员会需要发挥统筹作用,提升整个图书馆行业的专业性。

李东来

肖鹏

当前的阅读推广工作既有国家的支持又有行业的协调,活动也日益增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如何继续进一步深化阅读推广的相关工作?

冰心先生说阅读有三点: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大家对于“读书好”的号召都非常认同,从“孟母三迁”一直到“范进中举”,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都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当前大部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也主要是在“读书好”的层面,但其实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读好书”和“好读书”上。譬如说,“读好书”的前提是“好书”怎么选?实际上,图书馆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系统、专业的支撑作用,帮助用户筛选、推荐图书;“好读书”则是阅读推广的另一个目标,即培养图书馆用户的习惯。简言之,阅读推广不能只看阅读,或者单单重视推广,“阅读”和“推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将它们分开。

“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政策,可以说发展至今,阅读工作并不缺乏外部的条件了,因此,图书馆人要拿出一些专业的东西来。我这里说的“图书馆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经常自我反思,如何进一步通过专业化的力量推动阅读推广的发展。东莞在 1929年开始筹建图书馆,算下来有90 多年的历史,所以在2019年我们对东莞图书馆的行业贡献做了一些回顾(由图书馆行业专家从12个方面梳理汇集成书的《图书馆专业发展之路》已经由海洋出版社2021年出版)。梳理下来,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东莞图书馆要的不光是热热闹闹的活动,还要尽量输出图书馆专业的内容和思想。专业性是东莞图书馆所有工作的核心,阅读推广也不例外。

李东来

肖鹏

您谈到的“专业性”也是近年业界、学界一直高度关注的议题,能否更具体地谈谈,阅读推广如何“专业”?

首先,文献研究是阅读推广的基础。东莞图书馆在文献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包括新环境下的内容再揭示、建立阅读试验小组等等。即便很高深的文献专题研究做不了,图书馆员至少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汇集。拿东莞图书馆这些年编撰的《漫画文献总览》来说吧,我认为这就是图书馆人应该做的。当然,做出来可能比较粗浅,但粗浅总比不做强,有了基础之后可以再逐步提升,关注文献的整体性、系统性是图书馆人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要求。除了《漫画文献总览》之外,我们还做了中国第一部粤剧专题书目总汇《粤剧文献总览》、第一部绘本专题文献书目总汇《绘本文献总览》,这些都是基础的文献研究。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只有认识了“文献”才能够理解“阅读”,才能做好阅读推广。

其次,人才培养是阅读推广的另一个重点。馆员的专业素养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专业素养,我们就像“水上漂”,无法长久地扎根在阅读领域。知识贡献就是图书馆的“根”,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根丢了,所以要有能够做出知识贡献的专业图书馆员。要怎么培养并留住优秀的人才呢?一定要给他们做专业的工作。例如,在东莞图书馆编撰《漫画文献总览》的过程中,一些有悟性、有灵性的图书馆员就成长起来了。文献研究和人才培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人才就出不来,图书馆的发展也会成问题。

最后,推广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体系为骨架。法治保障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和实施,阅读推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依法促进文化发展、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阶段。而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中,也非常重视促进综合性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里谈“体系”,有“体”也有“系”。早年深圳开始建“图书馆之城”的时候,实际上建的还只是“体”,尽量多地去建图书馆和服务点,但还没有将各个图书馆连起来。2003 年以后东莞开始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利用技术支撑,把图书馆、服务点都连在一起了,这时候才有了真正的“体系”。我认为体系建设的难点在于“ 系 ”, 即 “ 联系”;“ 体 ” 也很重要,没有“体”不算体系,但是体系发展高级阶段的评判标准是“系”的紧密程度。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深化体系建设,这是图书馆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佛山、温州也都在思考和实践。

李东来

肖鹏

作为业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深化体系建设方面,东莞图书馆有什么新的尝试和探索吗?

目前,东莞图书馆正结合体系化做一个阅读推广方面的专题深化探索,尝试构建一个以绘本为中心的专门体系。这几年我们新建立了 16 个绘本馆分馆,都是按体系化的思路建设的。“绘本体系”的探索有两个重点,一是文献聚焦,二是用户聚焦,同时用体系化方式把这两个重点联系起来。建设绘本馆首先得有好的文献基础,我们已经有了《绘本文献总览》《漫画文献总览》之类的书目,可以有目的地去做采选和推荐。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来讲,这些年绘本比较热门,社会对绘本的需求也很强烈。最开始我们试图以漫画为切口,后来发现漫画的目标人群比较分化,社会对漫画的认知也有一些分歧。相比之下,绘本的社会认同度高,需求比较旺盛,图书馆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很大。有了文献、有了用户,关键是怎么让文献和用户最大限度地对接起来,“体系化”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将合适的镇街分馆,社区、村图书馆,小学、幼儿园,乃至于社会机构都纳入“绘本体系”的考虑范围。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没有直接照搬原来的体系化建设思路,而是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覆盖面,加强相应的服务能力,提升参与绘本阅读的人数。

李东来

肖鹏

除了“阅读推广”,东莞图书馆还做出了诸多行业创新。“创新”也是近年来图书馆行业高度热议的话题,您如何理解“创新”?

当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为创新而创新”是不合适的。创新的首要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 ,这说起来很宏大。我要说的第二个目的,则是为了职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两个目的是紧密相连的。借鉴企业思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哪一个企业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本身却生存不下去?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机构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那么它本身一定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反过来说,如果社会需求变了,那么你必须跟着它一起改变。

在东莞图书馆建设新馆的时候,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除了阅读推广和读者活动方面的创新之外,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建设复合式的数字图书馆;面对文献资源内容的变化,我们推进专题馆的发展;面对管理思路的改变,我们强调面向读者为中心;面对社会旺盛的需求,则迅速推动服务的体系化。所以为什么要进行创新?是因为社会变了,你要通过创新去适应变化。图书馆的创新不能自说自话,要对接社会需求并和社会同步。例如,东莞图书馆为什么关注“卓越绩效管理”方面的实践,因为它是现代社会的通用标准之一,外界会用这个标准来评判你的行业发展程度。

理想的创新要以专业为核心。为什么我总说东莞图书馆要重视专业,应该多输出专业贡献?因为东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走在前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全国其他地区图书馆将来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东西可以为后来者“打样”,做好前期探索。好比说图书馆全时段开放,我觉得这就是东莞图书馆早年给行业的一个专业贡献。它事实上是图书馆从“时间因素”方面做的探索,从一开始的 8 小时开放到 12 小时开放,直到最后的 24 小时开放,最终形成了专业经验的积累和沉淀。

这里说到的“积累和沉淀”,是与创新一样重要的东西。我常常举两个例子,做一种对比,以反映图书馆基础性业务积累和建设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是两个读者的留言,2005 年开馆时候,我们有一位读者写了留言诗,那是读者的认同和希望,也是人的需要,精神需要。相隔 15 年,最近的“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与 2005 年的留言诗交相对照,让社会又一次从最普通的读者身上认识到图书馆的价值,再一次具体地看到了人的精神需要。

第二个例子是两个人的对比。读者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阅读 12 年,而前台接待吴桂春的首位馆员王艳君也在图书馆工作了 16 年。这十多年间,吴桂春读了许多书,逐渐实现了自身的成长,王艳君也通过进修获得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同样有了进步。这两位的情况又是一个长时段的交相对照。所以我认为,“专业”需要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李东来

肖鹏

最后我想谈谈图书馆学,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图书馆学研究与教育?

我关注和重视的学术都是与图书馆现实问题相关的。行业内曾有过图书馆的“道”与“术”之争。但在我看来,两者没有矛盾。作为应用文科,最初,图书馆的诞生都是直接面向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杜威十进分类法奠定了图书馆偏向应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方式需要不断思考、不断提炼,用普遍性的理论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但如果过度拔高和提升,最后不能反转回到现实之中,那么理论思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学术,如果只在概念中兜来兜去,在我看来,对于图书馆这门学科——应用文科是不利的。

图书馆学作为应用文科,现实的发展既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很好的作用场域。北大信息管理系是图书馆学的专业重镇。在社会化和专业化两化发展的道路上对于图书馆行业有很好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比如王余光教授对于全民阅读的提倡、研究和引导具有理性深度和社会影响。李国新教授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文化立法的研究,实现了依法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王子舟教授对于图书馆学基础、民间图书馆和社会需要的研究,体现着北大的人文精神与关怀。2021 年4月7日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由张久珍教授倡议并组织召开的中国图书馆馆长论坛,搭建了学界和业界的互通平台,把全国有影响有思考有作为的图书馆馆长请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师生座谈交流。目前组织的两届论坛,分别对应着社会化和专业化的议论话题。这是北京大学关注现实、注重问题,理性思考、专业支撑的学风体现。

图书馆行业有这么多的专业探索和沉淀,需要学术界帮忙总结和梳理。“图书馆学”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如果改掉这个名字,那这个专业还是不是以前那个专业呢?还是否有利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共同发展呢?我很看重一个学科的落脚点,常常用“作用场域”来表达。图书馆学有很好的作用场域,有清晰的落脚领域,这应该是优势而不是劣势。图书馆学相比于博物馆学、美术馆学,有值得自豪的发展历史,而图书馆学对于知识的整体关注和内在关联,又有了学科拓展的基础与可能。面对现实世界,我们可以轻松地笑谈着说,有了根据地的革命事业才有更好的发展。是与不是呢?高校现在做的一些学科设置和现实图书馆实践脱节,有些浮躁,有些东西要耐得住寂寞。图书馆学的价值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在未来一段时期,要做好阅读推广工作,乃至于做好其他所有相关的工作,实现图书馆的创新发展,一定需要学术界强而有力的支撑。

李东来

后 记

在完成采访稿之后,金晓明主编告诉我,还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告诉我需要什么。我想了许久,可能的确还有一点点未尽的话。这些话不仅仅关于李东来馆长、关于他们这一辈图书馆人,更重要的是写给自己和同辈的从业者、研究者,以作勉励与鞭策。

在这篇文章里,李东来馆长所回望与展望的不仅仅是阅读推广之路,更是图书馆事业之路与图书馆学之路,也是他的人生之路。李东来馆长生于1963 年,于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专业出身又精通业务,是典型的“60 后”图书馆人。身为后辈,宽泛概念的“60后”图书馆人对我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深刻,也令我受益最丰。我总认为,这一代图书馆人的特点是他们经历并且知道——知道家国情怀何其重要,知道思想的苍白何其可悲,知道无所作为的代价极其不菲。他们是热情的也是冷静的,是实践的也是理想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坚持和呼吁“专业”,或许因为他们明白,除了“专业”之外,其实图书馆人一无所有,但反言之,有了“专业”,图书馆人也就有了一切。

见过李馆长本人？

与李馆长有过接触？

他的粉丝？

或者是

对图书馆界的哪位前辈非常有感？

。。。。。。

有任何想说的，下方留言

关注我们   

获得更多图情资讯

无

《图书馆杂志》

数据出版管理平台|

联系我们|

[e-mail]

空·